新闻公告

8月20日，关增建教授应邀做客西北大学第551讲“侯外庐学术讲座”， 讲座由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袁敏副教授主持，第一届律历学高级研修班学员和高研院部分师生共70余人在长安校区西学楼204会议室参加。关增建教授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计量文化和科普资源创新基地”主任、致远学院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物理学史、计量史、科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首席专家，出版著作《中国计量史》《规圆矩方 权重衡平：中国科学史论纲》《中国古代物理思想探索》等著作十余部。

讲座题为“律学与空间标准的制定及应用”，关增建教授主要围绕度量衡制度的形成、乐律累黍说的演变等核心议题，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空间标准制定背后的科学思想与历史脉络。报告首先厘清了“律学”与“空间标准”的概念内涵，探讨中国传统度量衡制度的形成与音律学的关联。中国古代的空间标准涵盖天文观测角度单位与度量衡单位两个层面。他结合《周髀算经》《考工记》等文献，说明古代角度测量建立在比例测度思想之上，真正的360°角度体系直到明末才由西方传入，这些早期的空间测量实践与音律并无直接关联。

在讨论度量衡起源时，关增建教授对学界通行的“交换催生度量衡”之说提出异议，认为真正推动度量衡产生的是社会化生产对统一标准的内在需求，以及国家赋税制度对精确计量的技术依赖。他援引诸子典籍指出，先秦各家对度量衡统一是治国必要条件这一认识高度一致。并以齐国田氏以家量贷、公量收的手段收揽民心，曹操“小斛足之”等史实为例，阐明计量既是国家运转的技术保障，也可能被异化为政治工具，其稳定运行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随后，关增建教授从商鞅方升入手，考察了传统度量衡制度的形成路径。他分析了齐国度量衡从四进制、五进制到十进制三种进制并存的复杂局面，推断田氏辖量影响了秦国量制，最终传承至后世，奠定了中国传统量制的根基。随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这一制度体系正式形成，而在整个进程中音律之学并未发挥作用。

报告的下半部分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同律度量衡”理念从起源到乐律累黍理论最终定型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中国古代以音律为核心统一度量衡标准的独特科学传统。关增建教授追溯了《尚书·舜典》中“同律度量衡”表述的原始含义，梳理了先秦时期音乐被赋予礼制功能与数学内涵的思想过程。从伶州鸠论十二律与天道的对应，到《管子》提出三分损益法，再到司马迁将音律提升为“万事根本”，古人对音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为建立音律与度量衡之间的定量联系提供了思想支撑。

先秦时期礼乐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与神圣内涵，乐舞是礼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视为连接人神、维系社会秩序的载体，古人认为音乐与自然规律相通，“律所以立均出度”。《史记·律书》将音律提升为“万事根本”，这一设想被西汉刘歆应用到度量衡标准的制订上，主导完成了“乐律累黍”理论的构建，并设计了新莽嘉量，完美实践了这一理论：以黄钟律管长度定义长度单位，以律管容积定义容积单位，再以长度累黍及律管容黍，确定黍粒数量，以黍粒重量确定重量单位，将度、量、衡三者统一于音律标准之上。刘歆据此设计的新莽嘉量集长度、容积、重量标准于一体，其圆周率取值已达3.1547，在世界计量史上属于首创，成为此后历代王朝制作度量衡标准器的范本。在欧洲，复合标准器直到17世纪上半叶才得以问世，在设计思想上还远远落后于刘歆的新莽嘉量。

关增建教授的报告将传世文献考证与出土实物分析相互印证，以跨学科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空间标准从先秦到两汉逐步形成的完整过程，阐明了音律之学在度量衡制度建构中从缺位到主导的历史转变，向现场师生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中将人文礼制、自然规律与技术标准深度整合的独特智慧，为深入理解古代科技传统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联提供了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