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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陈胜前教授应邀做客西北大学第550讲“侯外庐学术讲座”， 讲座由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教授主持，第一届律历学高级研修班学员和高研院部分师生共约70余人在长安校区西学楼204会议室参加。陈胜前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玉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石器分析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

讲座题为“考古学的阐释：以文明探源为中心”。报告围绕考古学为何走向阐释、阐释的内涵与方法论、中国考古学阐释的困境与出路、文明探源的阐释实践等核心议题展开。报告伊始，陈胜前教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考古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在“寻找真实的过去”？他指出，“寻找真实的过去”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式的思维结构。历史是开放系统，无法验证，也无法穿越回去。考古学的初心并非还原过去，而是赋予物质遗存以意义。考古学本身具有主体性，即便没有文献，它也可以用物质材料去构建历史。

围绕“什么是考古学的阐释”，陈胜前教授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剖析了考古材料的性质。从科学视角看，考古材料是古人活动的遗留，包括时间、空间及活动内容，考古学通过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理论推断古代社会的面貌。万物有符合他文化系统的结构性特点，如户外火塘人们围坐的方式，它是一种模式，下风向有烟，通常是扔垃圾的地方。有了这种模式，我们就可以推断风向乃至人们活动的季节。从人文视角看，物质遗存是人表达与定义自身的方式，如良渚玉琮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沟通天地的神器，其意义只能在文化内部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区分“解释”与“阐释”两个概念：解释是对客体的客观说明，回答“为什么”，涉及机制与规律；阐释则是主观的意义理解，需要共情与体验，关注对象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在方法论层面，陈胜前教授提出阐释的核心方法是“关联性与整体性”。他阐释了物质文化即文本的理念：考古材料如同文本，需要在关联中理解，在整体中定位。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说明好的阐释呈现应打破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以人为中心、情景化、个体化，让受众融入情境之中产生共鸣。在谈到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时，陈教授深刻剖析了“现代性”对学科的制约。他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始终面临“古今中西”的困境，习惯于从客位（西方视角）看待自身文化，导致考古学的主体性被剥夺。比如在全球史前史的叙事中，中国的内容仅占三、四十分之一。他呼吁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从文化内部理解自身的物质遗存。

陈胜前教授还梳理了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证据：万年前社会复杂性已开始萌生，八千年前农业社会形成，六千年前出现初步的文化认同，五千年前良渚已具备早期国家形态，四千年前夏王朝兴起。他以社会权力的物质性为例，展示了从玉器（柔性威望权力）到青铜器（刚性权力）再到铁器（新型生产力）的演进逻辑，将社会权力的变迁与物质表征一一对应，体现了考古学阐释的实践价值。

报告最后，陈胜前教授展望了互联网与AI时代的考古学。他认为，技术条件使多元叙事和平权对话成为可能，考古学应从“公众考古”走向“公共考古”，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秩序，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曲安京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曲安京教授首先指出，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以文本为本位，而考古学将物质遗存视为历史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向。关键在于，考古遗迹不像文字那样可以“说话”，因此核心挑战是如何让物质说话、让古人的遗存表达意义，这与陈老师报告中所讲的“阐释”一脉相承。此外，让物质说话的方法论核心为构建模型，模型本质上就是数学，数学并不复杂，其要义就是建立一个可套用、可解释的模型；且模型一旦建立，再遇到同类遗迹时就能快速判断其功能和含义。这又与陈老师报告中反复强调的“模式”理念相互呼应。简而言之，考古学的阐释需要通过构建模型来让物质遗存“说话”，构建模型并非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可以在实际考古研究中操作的方法，其价值在于可套用、可验证、可揭示古人的表达意图，旨在为整个项目的研究提供可实际操作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