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告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暨科学技术史学科点建立四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8月18日，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首届律历学高级研修班开班，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的32名学员及科学史高等研究院的部分师生共约70人参加了此次研修班，共同围绕中国古代律历学开展学习、研讨和交流。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教授作首场报告，报告题为“中国古代科学与国家的数字化管理”。曲安京教授围绕律历学这一核心主题，系统阐释了中国古代国家数字化管理的底层逻辑、史学研究的范式革新以及数理考古方法的实践应用，为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运行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

曲安京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将律历学误解为研究音乐与历法的学问，事实上，律历学是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关于空间标准与时间标准制定与应用的学问，是一门几近失传的神秘之学。其中，“律”指可量化的礼仪制度与管理体系，是衡量空间、度量衡的基准；“历”指以历法为核心的时间体系，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数字化治理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建筑等学科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律历学发展起来的。曲安京教授在讲座中明确指出，律历学的核心研究目标是重构中国古代的时间与空间标准体系：时间标准层面，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记载，复原不同朝代的历谱，解决不同时期历法推算与实际行用的差异、置闰与改元带来的时间混乱等问题；空间标准层面，以考古发掘的礼制建筑、礼器等物质遗存为标准器，复原历代标准尺度与应用场景，厘清古代王朝标准空间对国家管理体制的支撑作用。

报告第二部分聚焦国际科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向，回应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学科焦虑。曲安京教授指出，当前国际科学史界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消解研究危机：其一是“实践转向”，即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上“有什么”的事实认定，转而关注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过程、背景与原因的深度阐释；其二是“物质转向”，突破传统史学仅以文字文献为史料的限制，将历史遗存的物质资料纳入史料范畴，通过技术手段挖掘物质背后的历史信息，实现“让物质说话”的研究目标。物质转向并非否定文献的价值，而是运用新方法，补充文字史料缺失的信息，拓展史学研究的问题域。其中数理考古作为物质转向的重要研究路径，以历史遗存中的数据为核心研究材料，通过数学建模复原古人的设计蓝图，为解读礼制遗存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量化分析工具。

第三部分提出数理考古的理论，并以楚长城遗址群的结构和东周尺度作为数理考古的实践案例。曲安京教授指出，数理考古的学理基础源于中国古代“万物皆数”的文明特征，古代礼制建筑、礼器等遗存均是遵循特定数理规则设计的产物，这为通过数据分析复原其设计逻辑提供了可能。数理考古的研究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学建模、实作检验、意义阐释五个环节。曲安京教授以楚长城遗址群的研究为典型案例，详细展示了数理考古的应用过程：研究团队通过采集楚长城建筑群遗址的位置、海拔、距离等数据，发现这些建筑遗址之间以方坛为中心，具有人为设计的几何结构与宇宙模型，结合文献记载，通过数学建模复原出东周的标准尺度为：1周尺=0.1987米，1周里=476.88米。研究表明，东周时期已具备超长距离高精度测量技术，古人如何达到这样的测算精度，成为测量学史上的新问题。

曲安京教授最后总结指出，律历学本质上是古代国家实现数字化管理的核心制度支撑，古代科学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时空标准的制定与应用需求，而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与以数理考古为代表的物质转向，为突破传统研究局限、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路径，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古代科学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关联。

曲安京教授的报告明确了律历学的定位，扩展了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视角，明确了史学研究“实践转向”与“物质转向”的价值，从制度与方法论两个层面，搭建起律历学与古代国家治理、新史学研究的关联逻辑，为后续中国古代文明、科学史、考古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