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告

下面的文字摘自《科学史的边界》第一章“常识的误解与边界的突破”

范式：方法论vs问题域

任何一个学科专业，都存在一条无形的边界。处在边界外面的，被认定为外行或业余爱好者。职业训练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学生塑造成边界内的专家。这个边界，是其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所决定的。通常说来，职业学者都是训练出来的，即使个别自学成才者亦不例外。他们被训练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并掌握他所应该且必须恪守的研究范式。

那么，范式是什么？

范式（paradigm），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对范式的最常见的误解，就是认定范式确定的是某种方法论。

库恩的“范式”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全世界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由此产生了“范式”定义的一些争议。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库恩的“范式”，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他利用“范式”的改变，来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

按照库恩的解释，本质上，“范式”确定了“问题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库恩指出，两种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两种不同的“范式”所确定的“问题域”的交集是空集。因此，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范式”的改变，总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的，抛弃旧的“问题域”，以全新的“问题域”取而代之。

但是，当我们讨论历史学科（如数学史）“范式”改变模式的时候，就会发现，库恩所谓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似乎是不成立的。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接受“范式”的本质，在于确定一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域”，那么，当史学研究范式发生改变的时候，通常都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完成的，其“问题域”不是被替换，而是被扩张。（曲安京. “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一条路径——以拉格朗日与高斯的代数方程理论为例”.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 35(06): 67-85。）

因此，按照库恩的意思，范式的确定，是指相应的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问题域（problem-field）的确定。确切地说，就是对于合法的研究问题的界定，即：什么样的问题，属于这个学术共同体所承认的研究对象。（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27。）

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范式下，其问题域的生成元是这样两条基本原理：地心说与匀速圆周运动。于是，凡是根据这两条原理可能演绎出来的非平凡的性质，都是其问题域中的问题，凡是不符合这两条原理所讨论的命题，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范式的功能。

问题域的确定，就是研究范式的确定。反之亦然。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则是无关紧要的。

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从开始以来，基本上就是以发现新史料或阐释新意义为合法的问题，正如傅斯年所言，“史学就是史料学”。因此，传统的史学研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发现为特征的what范式。其问题域主要包含“有什么”的问题：有什么新史料或有什么新释读。除此而外，似乎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新史料的发现与认证，和对史料的新的释读，大体上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方法上肯定是有所区别的。例如，李俨先生的特点，就是对中算史料的整理发掘；而钱宝琮先生的特点，就是对已经发现的中算史料之算理的分析解读。二者各擅胜场，方法论有所差异，但因其问题域是一致的，因此，终归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曲安京. “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26(1): 50–58。）

所以，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必须遵守并维护相同的问题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范式等同于问题域。

下面的文字摘选自《科学史的边界》第二章“史学范式改变与问题域的扩张”

范式是什么?

1962年，库恩（Thomas SamuelKuhn, 1922–1996）出版了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在这部影响深远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著作中，库恩提出了“范式” (paradigm) 的概念。按照库恩的编史学纲领，科学的“进步”，通常是以革命的方式，通过对旧的范式的转换来完成的。范式，是库恩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全世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大规模的引用。

大致说来，所谓范式，就是某个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信守的一个问题域。一种范式一旦形成，就相当于确立了这个共同体所认可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只有属于这个问题域中的问题，才是合法的研究；否则，都是不被承认的。

根据库恩的观点，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会形成一个研究范式，这个范式，确定了这个共同体所关注的“问题域”（problem-field）的内涵与边界。（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27.）

库恩认为，在常规科学期间，所谓的研究，就是从“猜谜”到“解谜”的过程。“猜谜”是提出问题，“解谜”是解决问题。常规科学时期，任何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应该在范式所规定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35-42.） 例如，古希腊天文学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确立的研究范式，他的基本假设有两点：第一，地心说；第二，匀速圆周运动。哥白尼之前的古希腊传统的天文学的问题域中的所有问题，都必须符合这两条基本假设。

不过，问题域中的问题所遵循的基本假设，可能与观测事实产生矛盾，这个现象，被称为是“反常”。在常规科学期间，观测事实中出现“反常”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反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危机”。此时，科学共同体不会轻易地放弃既有的范式，重新构造问题域。而是选择坚持在既有范式的前提下，开展“拯救现象”的运动，以期通过对既有范式的基本假设引入新的解释，将所有的“反常”现象所导致的矛盾消解掉。（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66-76.）

一般说来，对既有范式的坚持，都是相当顽固的。例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式，所有天体都必须遵循匀速圆周运动这个基本假设。但是，这一点很快就被实际观测所质疑，因为，行星的视运动，既不是圆周的，也不是匀速的。不过，这个观测事实，并没有立刻毁掉亚里士多德范式，由此引发了一场“拯救现象”运动，最终通过引入本轮-均轮模型，将这个危机消解。所以，直到哥白尼出现之前，虽然经历了多次的反常乃至危机的挑战，亚里士多德范式始终屹立不倒。

由此可见，即使有大量的反常现象，也不足以威胁一个既有范式的权威。除非有观测铁证，确认危机无法消解，这个时候，就会通过一场“革命”，彻底抛弃原来的范式，由此导致一个新的“问题域”的诞生。这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

在库恩的编史学纲领看来，这大约就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通过革命的方式，对范式进行转换，看起来似乎是激烈的。不过，库恩说，新的范式的形成，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可完成：

第一，能够提供大量的公开问题；第二，有足够多的追随者。

我们说过，范式，就是问题域。范式的产生，就是确定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法定的问题域。因此，如果不能产生新的、大量的、有趣的问题，所谓新的范式，就是不成立的。同时，也需要科学共同体的一批同仁，认同这个新的范式所导致的问题域是合法的。（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102.）

概而言之：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就是“问题域”。通过改变“问题域”而形成新的范式。一种新的范式的形成，虽然只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但是，这个范式最终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通常会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讨论范式改变（paradigm shift）的条件，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1970年代以后，吴文俊先生（1919-2017）倡导的“古证复原”运动，应该毫无疑问，确立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曲安京. “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26(1): 50–58.）特别重要的是：这次范式改变，不是问题域的“转换”，而是问题域的“扩张”。

曲安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