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告

这是一本谈史学（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书。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认识的老一辈的科学史家与历史学家，对方法论的讨论大多都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认为，除非那些功成名就，如大数学家吴文俊这样的人，不需要通过倡导新的方法论来增加自己的学术声望，只有那些不会做历史研究的、那些搞哲学的人，才会热衷于高谈阔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很多资深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史学研究不需要什么方法论的指导，阅读前辈同行的文章，照猫画虎，学习模仿，就可以了。发现具体问题、动手实践，远比好高骛远、标新立异更安全、更受鼓励。尝试提出史学共同体并未认可的问题或方法，不仅是冒险的，而且大概率是行不通的。

老实讲，或许是受到这样的学术氛围的影响，我对于国内外科学哲学界有关编史学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没有在这方面下过任何功夫。我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对于史学方法论的思考，基本上是结合我自己的科学史研究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有感而发。这些文章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精力，大多是研究之暇，顺手记录的。不过，回首往事，大约在40岁之前，就常常思考方法论的问题。这次整理这本书稿，竟然发现，过去的20多年中，就科学史研究方法论居然发表了10多篇文章。重新整理这些零零散散撰写发表的文字，我发现冥冥中彼此之间竟有些一以贯之的系统性。

这本小书搜集的文章，大体上全部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这些都算是我的小小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涉及的问题是重要的，因此，值得在这里强调一下。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对“范式”概念给出了一个可把握的定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可能是历史上被学术界引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常常被理解成方法论或类似的东西，如模式，因而变的有些模糊、不可捉摸，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解释，很难把握它的确切含义。我根据库恩的原文，结合我的学术实践，给出了一个确凿的刻画：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式，等同于其学术共同体所确定的“问题域”（problem-field）。换句话说，凡是相应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认可的“问题域”中的问题，就是合法的；否则，便是不合法的。所以说，范式等同于“问题域”。这是我的一个最核心的发现。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会导致“问题域”的扩张。库恩提出范式概念时，他所讨论的对象是自然科学。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当科学革命发生时，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将导致对旧的“问题域”的扬弃，重新构建新的“问题域”，新旧问题域的交集是空的，因此，库恩说，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数学），它的历史发展，与科学的发展有着本质差别。人文学科通常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其范式的改变，是在旧的范式基础上的扩张，因此，当人文学科（包括数学）的研究范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旧的问题域中的问题仍然是合法的，新的范式，将导致“问题域”的扩张。

前两个发现看起来似乎是平凡的，其实不然。基于这两个发现，可以在方法论上推出第三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发现：由于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可以扩大史学研究的“问题域”，因此，当某个具体的史学学科因问题域枯竭而出现危机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通过改变旧的研究范式，对“问题域”进行扩张，从而消解危机，以此重振该学科的研究。1970年代，中国数学史研究在吴文俊复原范式引领下走出低谷、再度繁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这就是我的三个小小的发现。从逻辑上看，他们是彼此递进且关联的：首先，范式等同于问题域；其次，史学范式的改变导致问题域的扩张；因此，通过改变史学研究范式，可以产生新的问题域，从而消除因问题域枯竭而产生的危机，重振学科繁荣。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改变现有的史学研究范式从而扩大科学史的问题域呢？这是我过往数十年常常思考的问题。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我发现，至少有两条途径可以改变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改变的路径。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的特征是“发现”，即：发现历史上有什么，这个范式确定了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解决的是有什么 (what) 的问题。吴文俊先生倡导的“古证复原”的数学史研究范式，讨论的是古人所获取知识的生产方式，解决的是如何做 (how) 的问题，这个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与最近数十年来在欧美流行的数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mathematical practice）若合符节。从发现有什么（what），到复原如何做（how），沿着这条路径，我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邀请报告中提出了重构为什么（why）的科学史研究新范式。这条范式改变的路径，大体上面对的是相同的史料，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阐释方式，导致史学研究问题域的扩张。

第二种范式改变的路径。由于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因此，可以从“史料”概念的界定，改变史学的研究范式。20世纪之前的史学研究，基本上认定只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才算史料。现代考古学诞生后，文物与历史遗存，被纳入了史料的范畴，这是史学范式第一次大的改变。1950年代以来，所有可以被当作“材料”进行实验分析的历史遗存，被接受为史料，由此催生了科技考古这门学科。通过对“史料”概念的扩充，极大地扩张了史学研究的“问题域”。

以上两种史学范式改变的路径，是我过去数十年的科学史研究实践中摸索发现的。

我的早期研究，基本上是遵循第一种路径完成的。我将吴文俊复原范式，引入到中国数理天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提出的重构路线图的近现代数学史研究路径，就是对why范式的一种实践。这些结果，与数学实践哲学遥相呼应。

最近10多年来，我在中国科学史界倡导的数理考古与数字人文的研究，遵循了第二种范式改变的路径，即：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据，纳入史料的范畴，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与数学建模，开展新的史学研究。也就是将史料的概念，从传统史学的文本文献、现代考古的文物遗迹、科技考古的材料样本，扩充到历史遗存中被忽略的“数据结构”，采用数学手段，进行数理考古的研究。

这本小书取名《科学史的边界》，其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扩张史学研究的问题域，以此探索并扩展史学研究的边界。这也是我们这套“科学史新视野”丛书的心愿吧。

这本小册子的所有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以上问题展开的，这些文字似乎已经系统且完整地展现了我的这些小小的发现。我想，我自己对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与讨论，或可以到此为止。

曲安京

2025年10月25日